境界 · 信念 · 担当
——南师大“研修”之感想
张永谦
回首3个月来的研修过程，我有过恐惧，也有过喜悦！恐惧的是难以冠誉这一“头衔”，喜悦的是这一“头衔”可以鞭策自己的学习与工作。
作为一名已达“知天命”的中学老师，我每天起早贪黑，甚至两头只见星星，到底做了些什么？无非是按照程序重复着“昨天”的备课、上课和批改作业，急功近利的追求着我的学生成绩好上再好。于是乎，笛卡尔的“机械论”至今在课堂上“余音未尽”。我想，这不仅是我30年教学的悲哀，也是众多教师的悲哀！
早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上，中央“深改”工作领导小组就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似乎也适用于教师的教学工作。那就是去掉陈旧的知识，去掉唯“机械”训练的能力，去掉唯分数衡量的杠杆，降低课堂效益的成本，补充与时俱进的新理念和新知识。
南师大的培训，无疑让我在迷茫与阵痛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打开了境界，坚定了信念，坚守了担当。
境界——只在你我的心中
境界是在感知力上感知的主观上的广义的名词，是指人的思想觉悟和精神修养，即修为，人生感悟。对于境界来说，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见解，故境界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清代鸿儒王国维在其著作《人间词话》里谈到：“古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这是我们熟悉的，也往往是我们“大而空的训话”。但怎样用于自身的教学，我们反思的恐怕很少。
在22日王加强教授的培训中，我找到了答案。他的事例非常简单：“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传统的思维定势，便是一个历久不新的学术争论。王教授借用《人民的名义》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三种答案：“从娘胎里来，到坟墓里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来中来，到去中去”。对这三种答案的回答，就体现了我们的境界：现象的、觉悟的和哲理的。
俗话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我要说，境界多大，教学理念、思想、行为就有多大。由此，我又想起了两个故事：
一个故事是：一位闺蜜到朋友家，看到一栋价值上千万的别墅，她毫无犹豫的说：你买这样大的房子，打扫卫生还不累死你呀？她的朋友说：“我们家雇佣了保姆”。
另一个故事说：美国一个新的开发区建起大批工厂后，一位商人立即在此处开设了简易的宾馆、小吃等，生意非常火爆。另一位商人即在此建起了超市、物流、娱乐健身场所。
我想，这都是人的境界问题。这位闺蜜想不到能买起这样豪华别墅的主人，一定能雇得起保姆。相反，在我们国家或许更多的商人会随之开设更多的旅馆、小吃，形成“美食一条街”，最后都面临着倒闭。
教师的教学也是这样。我们一味的依靠那一点点陈旧的知识，机械地重复着“昨天的故事”，不能及时做到“三去一降一补”，我们不就是哪位闺蜜的境界吗？
浙江师范大学李润洲教授在《论教学的三重境界》中写道：
教学的三重境界意涵是：（1）无我教学——人虽在但只是人之身在，而人之思却缺席，不在场；（2）有我教学——师生主体身在场，且教学主体思在场；（3）个性教学——教学如教师其人的教学，具有独特风格的教学。其逻辑进路是：（1）在教学意向上，由无我到有我再到个性；（2）在教学视点上，由聚焦知识到关注学生再到洞察情境；（3）在教学方法上，由有法到新法再到无法。其提升策略是：（1）明确教育信念，做个仁者；（2）培育教学智慧，做个智者；（3）彰显教学个性，做个勇者。
结合王加强教授的事例，贯通李润洲教授的思想，回眸我们的教育教学历程，我可以大胆的说，教育教学需要境界，境界——只在你我心中。
信念——在不悔的追求中
信念属于意识范畴，是心的属性，为情绪和欲望指引方向。你的信念决定了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和欲望。当你有一个坚定的理想信念时，你会自动的把相似的信念收为己用，而把冲突的信念自动过滤。
22日，王加强教授的第二个话题：你怎样认识“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个问题，再次掀起课堂讨论的高潮。说实在，我非常认同我们班老师的看法：教育不只是学校的事业，他是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共同责任，不能把“板子”仅仅打在教师的身上。因为这个命题出自著名教育家陈鹤琴老先生，是他的重要教育理念之一，是有前提条件的。对此讨论历久弥新，网上也比比皆是，兹摘录一段：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反映的是学生观——学生都是可以“教好”的。任何学生作为教育对象，首先要承认他是可以教育的，是可以通过教育使他成长进步的，不是“朽木不可雕”的。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教好”又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不同的学生千差万别，让他们思想、学习各个方面都齐步走，是不可能的。就短期说，只要每个学生都在他们原来基础上有所进步，就应该被认为是“教好”了。就长期说，教的学生部分成为优秀人才，多数成为合格公民，就应该被认为是“教好”了。有人把“教好”理解为就是让每个学生都考上大学、甚至都考上重点名牌。这是在“应试教育”环境下形成的片面认识，犯了思想上绝对化的错误。
同时，还要认识到，“教好”是一个过程。一方面，昨天没有“教好”，不等于今天不能“教好”；今天没能“教好”，不等于明天不能“教好”。另一方面，昨天有进步，还没达到“好”的标准；今天有进步，还是没达到“好”的标准；但坚持下去，不断进步，就能达到“好”的标准。这个过程，是“教学相长”的过程，既是学生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老师不断提高的过程。
“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是对教师的激励——教师要不断提高教育水平。
不是任何人都适合做教师。但适合做教师的人中，不会教的老师、教不好的老师，肯定也是有的。
话说回来，那些“会教”的、“教好”的老师，也不是一上讲台时就“会教”、就能“教好”的，更不是天生的。他们也是逐步成长起来的。
如果在教育教学中遇到了困难，学生没有取得自己期望的进步，教师应反思自己还有哪些做得不够好，及时总结提高，选择更合适有效的教育方法和策略，从而达到了教育目的。那么，就不仅是学生进步了，教师也进步了。
这段理解与论述应该出自我们老师，他说出了我们一以贯之的共识，也可以说是对“素质教育”下的“教好”与应试教育下的“教好”作了深刻的诠释。但王教授用特教校的视频，从另一种视角回归了这句话的原点：信念，即不要轻易说“不可能”。
由此，我又想到了习总“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艰难可以摧残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秋天最难过的是没有收获的耕耘；人生最难过的是失去信念的寂寞”。信念是人生征途中的一颗明珠，既能在阳光下熠熠发亮，也能在黑夜里闪闪发光。老师，既然我们选择了“孩子王”的职业，在教育教学的旅途中，当需要“过滤”情绪时，请想一想红军长征的理想信念，记住：信念——在不悔的追求中。
担当——在包容的负责中
自信的人一般都勇于担当，担当除了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同时也是敢承担别人不敢承担的事。勇于承担重任，不计得失，就叫有担当。包容一切并对其负责，就叫敢担当。正谓之曰：“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曾是一代知识分子的铮铮誓言。当下“有激情、在状态、敢担当、善作为、能落地、出成效”也成为各级领导对职业工作的理念与要求。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基础教育教师的担当，就是落实“立德树人”，培养合格公民，为学生成长奠定基础。
谈及国民的素质，程天君教授在《国民素质与教育反思》中，从当下的道德滑坡现象，直面人生。但我不认为这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回顾历史，早期儒家思想一直在倡导“仁”“礼”，即使是我们只看到“三纲五常”一面的程朱理学，也一直在规范人们的言行，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如，尤吾兵在《经济伦理思想与德性的媾和——朱熹经济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中写道：
在对经济利益求取的认识上……朱熹从道德哲学视角提出并论说了求取利益行为应限定在遵从“天理”的条件下进行，创造性地将经济生活和道德世界有机联系起来，平衡了德性对功利的强势境况，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合理的价值导向，也就是朱熹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天理”制导求利行为为其主要特征的。
梁启超较早提出培养合格的国民，倡导国民素质教育。他为什么提出这个观点？我们不妨从反面看一看甲午中日战争以前的晚清国民：
人人皆以当官揽权为至要，挤入仕途者大贪，末入仕途者小贪。人人所切齿者，貌似痛恨贪腐，实则痛恨自己无缘贪腐，痛惜自己贪腐太少。有何等土壤，即有何等收成；有何等人民，即有何等政府。国家之风气，但知指天画地，痛责当道之人，仿佛世风日下，与已无关，却不知防微杜渐，正在于“匹夫之责”四字。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执法犯法，此乃庙堂之贪也；米中掺沙，酒中灌水，鸡鸭里硬塞碎石，此乃匹夫之贪也。庙堂之贪，败坏法纪，匹夫之贪，败坏常纲，而匹夫犹愤愤不平于庙堂之贪。
这是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1894年呈交天皇的奏稿——《中国大势之倾向》。它的后果是加速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虽然，不足全信日本间谍的奏稿内容，但也不会是无中生有。这也说明提高国民素质不是一时之功，在市场经济大潮下，需要一个过程。如，英国工业革命时，其造假、贩假现象也是比较泛滥的。其最终解决的方法是依法治国。
道德属于社会的“表面结构”，影响社会发展。对此，德国经济伦理学家J·科斯洛夫斯在《资本主义的伦理学》中写道：“经济不是脱离道德的，经济不仅仅受经济规律的控制，而且也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的意愿和选择里总是有一个由期望、标准、观点以及道德想象所组成的合唱在起作用。”
由此，我要说我们的教育教学，不能只是戴着显微镜看缺点，要用望远镜看到未来；要立足自己的课堂，恪尽职守，尽自己的努力培养合格的公民，践行：担当——在包容的负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