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乡土中国》作为社会学著作的经典代表被选入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统编语文教材，为整本书阅读教学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对于这部将层层嵌套的概念作为全书支点的理论性著作，读者不能被其纷繁复杂的概念体系所困扰，必须坚持以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以关键性概念为依托，有效汲取书中的语文素养精华，切实发挥学术著作类整本书阅读的示范作用。

【关键词】整本书阅读；核心素养；《乡土中国》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在“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学习任务群的学习目标和内容中，明确要求“在指定范围内选择阅读一部学术著作”。基于此，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统编语文教材都选入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足见这部学术著作的经典性。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一部分析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和特点的社会学著作。该书由14篇学术论文结集而成，形散而神不散。作者为了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特别重视对概念的运用。正如他在《重刊序言》中所说：“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将概念用作对具体社会现象进行概括的手段，用作认识社会的工具。层层嵌套、密切关联的概念是整部书的支点，是架构全书脉络、支撑核心观点的关键所在。由此可以看出概念对于阅读《乡土中国》的重要性。

作为教材整本书阅读板块的学术性著作，重点强调的是语文性，而非纯学术性。需要从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层面去认识这些概念，重在理解作者是如何娴熟地利用语言的抽象性，甄选词语，形成概念，使具体的社会现象上升为规律和本质；又是如何利用语言的丰富性，通过生动的比喻、鲜明的对比、得体的引用、严密的推理等一系列手法，将概念的内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解析得清晰明了、浅近易懂；还可以通过梳理作者论证的逻辑，学习其思维的缜密，进而深入理解作者的观点，获得对当时中国乡村社会特点和中华民族传统风俗的价值体认及审美感悟，唤起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只有真正深入这部书，才能发现该书的精彩之处，才能获得犹如章回小说一般章章相扣、步步深入、让人手不释卷的阅读体验。

具体来说，可以依托关键概念，指向核心素养，重点从以下五个方面有序推进《乡土中国》的整本书阅读。

《乡土中国》既有学术论著的共性特征，也有其鲜明的个性特点。全书由14篇论文组成，初看好像一部论文集，但深入品读之后就会发现，这是一部逻辑极其严密的社会学著作。各章之间既相对独立，又深度关联，前后衔接紧密，过渡自然，起承转合，一气贯通。

概念是作者展开论述的线索，是各章之间建立联系的纽带。作者在前一章的末尾或下一章的开头，点明两章所讨论概念之间的关联，从而自然而然地引出下一章所要讨论的内容，可谓水到渠成。概念还是作者揭示社会本质的支点，有了这一个个支点，可以顺利跨越一丛丛复杂的社会现象，实现全书论述脉络的晓达畅通。“如果我们采用这个时势权力的概念看去，就比较容易了解它的本质了。”（《名实的分离》）只有从纷繁多样的社会现象中提炼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概念，才可以使社会本质更易于呈现，使整本书的论证过程更浑然一体。因此，能否很好地把握全书结构，厘清概念之间关系，将众多的概念体系化，是阅读《乡土中国》的关键。

《乡土中国》中的概念不是散乱的，而是一个层次分明的严密体系（见右图）。书名《乡土中国》实为“乡土社会的中国”的缩略，也就是要用“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所以，全书最顶层、最核心的概念就是“乡土社会”。除序言和后记外，“乡土社会”在14章中共计使用119次，足见这一概念在书中之重要。14章中每篇都会围绕某些关键概念去论述，但这些关键概念都是“乡土社会”这一核心概念的下位概念，是“乡土社会”概念内涵特征的分解式呈现。

如图所示，《乡土中国》的关键概念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体现乡土社会某方面特征的关键概念，如“熟悉社会”“差序格局”“事业社群”“安稳社会”“礼治社会”“血缘社会”等。这些关键概念各自从一个侧面揭示乡土社会的局部特征，组合在一起就可以展现乡土社会的总体面貌。另一类关键概念与特征性关键概念形成对应关系，如“团体格局”“生育社群”“社会变迁”“法治社会”“地缘关系”等，有了这些对比性关键概念的衬托，特征性关键概念的内涵就更加清晰。同时，在对上述特征性关键概念和对比性关键概念进行分析时，还会设置一些下位概念，如“礼治社会”下面有“无讼”“无为”“教化权力”等，这些下位概念是对乡土社会“礼治”特征的进一步解析，是第二层次的概念，与第一层次的特征性关键概念有着不同的地位。

如果进一步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作为特征性关键概念的“熟悉社会”“差序格局”“事业社群”“安稳社会”“礼治社会”“血缘社会”之间，不仅是组合关系，而且是围绕乡土社会“稳定性”这一根本特征而形成的聚合关系，它们都是基于稳定的社会而生成的社会结构。“熟悉社会”是乡下人“粘着”在土地上、稳定而不流动形成的；“差序格局”是以“己”为中心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私人联系网络；“事业社群”是对依照“差序格局”而形成的一个个稳定的小家族的描绘；“安稳社会”是用男女有别的方式来维系乡土社会稳定的秩序；“礼治社会”中的长老统治方式更是以稳定的文化传统为保证；“血缘社会”中的血缘正是乡土社会“稳定的力量”。可见，利用“稳定”这一关键词，就可以把所有特征性概念串联起来。

厘清了上述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明确了这些概念的互补作用，才能从整体上把握全书的内容。

作者在《重刊序言》中说，“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形成既然是从具体事物里提炼出来的，那就得不断地在具体事物里去核实”。作者在写《乡土中国》中的系列论文前，曾进行过大量实地的社区调研，积累了十分丰富的一手材料，这就使得著作充盈着鲜活的生活实例。书中虽然出现了数量较多的概念，甚至是作者自造的概念，但读起来并不艰涩，概念的内涵也比较容易理解，这是因为作者的概念都是从具体事物中提炼出来的，在文中也是用典型的生活事例来支撑的。由事例到概念，由概念再回到事例，概念为骨，事例为肉，深入浅出，鲜活生动。

《乡土中国》每一章中的众多典型事例，常常是通过一个常见的关键词有机联系起来。例如，《乡土本色》中的关键词是“土”，在短短4000多字的文章中，“土”字就出现了52次。虽然这一章论述的关键概念是“熟悉社会”，但“乡土性”是形成“熟悉社会”的根本原因，而“土”所指向的“泥土”和“土气”，则是“乡土性”的物质载体和外在的精神表征，因此全章的所有阐述都是与“土”相关的。“土”字串起了一连串的典型事例：中原的人，到了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中国人到西伯利亚住下，不管天气如何，也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作者初次出国时，奶妈偷偷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灶上的泥土，塞在他箱子底下，告诉他假如水土不服或者想家时，可以用这些泥土煮一点汤喝。这些似乎曾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例，都形象地说明了“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这种“粘”有物质层面的：农耕文明土壤里成长的人们离不开泥土，“土”是他们的命根，所以他们无论到了什么地方都忘不了种地。也有精神层面的：基于物质层面的“粘”而形成对泥土的依赖，进而形成对故土的眷恋，以至于离开故乡就会“水土不服”。而这两个层面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乡村里更多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代代沿袭、鲜有变动，于是乡村必然成为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吗？”“这不是见外了吗？”以及《文字下乡》里面“谁呀？”“我！”之类简洁的问答，都是典型的熟悉社会的话语方式。在这些典型的事例和言谈举止中，“熟悉社会”这个概念便被具体化、丰满化了。

对比论证是《乡土中国》凸显概念特征的一个重要方法，全书的总体脉络，就是围绕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这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的对比展开。前面说过“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共出现119次，而与之相对应的“现代社会”这个概念也出现了24次，而且大多是与“乡土社会”相对举的。例如：“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乡土本色》）“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男女有别》）正是在这一次次的对举中，“乡土社会”的特征及其与“现代社会”的差异逐渐清晰起来。

对于一些特征性关键概念的分析，作者也往往为其设置一个对比性概念。如“差序格局”对应“团体格局”，“事业社群”对应“生育社群”，“礼治社会”对应“法治社会”，“血缘关系”对应“地缘关系”等，全书的论证始终是在对比中一步步推进的。

在《差序格局》中，作者从多个方面对“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进行对比分析，其中最典型的是用在田里捆柴和往水里丢石头来比喻两种社会格局的差别。西洋的社会有些像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挑、捆、扎、把之间是一种内部并列、外部嵌套的关系。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清楚不会乱。而乡土社会则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产生的一圈圈推及而出的波纹，这些波纹是单一的同心圆关系。这两个比喻清晰地说明了个体在这两种社会格局中的不同位置：在“团体格局”中，每一位个体在团体内部是并列的，其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而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就如同以“己”为中心形成的同心圆波纹一般，每一位个体都是同心圆的中心，同心圆的圈与圈之间是有等差的。借助这两个形象比喻之间的对比，“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显得具体可感。

《男女有别》中通过对亚普罗式和浮士德式两种文化模式的对比，显示出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异：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在前一种社会形态中，人的生命是对天授秩序的接受和服膺；而在后一种社会形态中，人的生命是对阻碍的清除。这与《礼治秩序》中另一组相对比的概念——“人治”和“法治”，形成了相互证明的关系。作者不断在对比中进行辨析：“人治和法治有什么区别呢？”“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种对比手法的运用，可以说被作者发挥到了极致。

在分析对比论证时，我们提及作者所用的两个极其形象的比喻——在田里捆柴和往水里丢石头，类似的比喻在书中俯拾皆是。一个个生动形象、贴近生活的比喻，拉近了读者与抽象概念之间的距离，使概念的内涵显得浅显易懂。如《乡土本色》中的“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地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长老统治》中的“文化像是一张生活谱，我们可以按着问题去查照”等，这些比喻都十分贴切，将乡土社会的“安稳社会”“熟悉社会”特征呈现得具体鲜明。

《差序格局》还用蜘蛛网来比喻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亲属关系是通过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由自己可以一直推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无穷的人。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结成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每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亲属关系网络，但每个网络的中心都不是同一个人。这个蜘蛛网的比喻与丢石头的比喻，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差序格局的特征，后者是从某一个人所形成的同心圆来说的，而前者则是从不同个人所形成的众多同心圆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来说的。二者相互结合，就把乡土社会差序格局既单一又复杂的社会结构特征解释得更为全面、深刻。

在《血缘和地缘》中，作者用树苗的生长来比喻血缘和地缘的关系：“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很好地映射出乡土社会中血缘与地缘的交重状态。与这一比喻相关联，在《乡土本色》中，作者则用从老树上吹落的种子比喻“土是乡下人的命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命运中被淘汰了，甚至成为“孤魂”和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这些比喻，具有极强的情境感！

《乡土中国》在论述乡土社会的特征时经常引经据典，特别是儒家经典。这不仅仅是将经典引用作为一种辅助论证的方法，更是为了将乡土中国置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从而赋予其更加深远厚重的意义。乡土中国在近现代的诸多特征，只是源远流长的中国社会文化的流，而它的源则是浸润在农耕文明的深层土壤之中。儒家思想就是基于这样的文化土壤而产生，是乡土社会哲学体系和伦理原则的典型代表。所以，作者把通过调研获取的社会现象，放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去分析和阐释，是想揭示这些现象背后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从而延展了这部学术著作的历史纵深，深化了其中诸多概念的文化意蕴。对于这些引用，读者必须理解所引文本的意义及其内涵，才能够真正读懂作者的表达。

在《乡土本色》中，作者以孔子论“孝”来说明乡土社会中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办法时，采用的是间接引用的方法。作者说：“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如果不知道作者这些说法所指向的文献内容，也就不可能理解作者在这里所阐释的观点，所以在阅读时一定要参考作者所引用的文献，了解这些说法的具体语境。

《论语·为政》中，孔子的几位学生曾向他请教同一个问题：什么是“孝”？但孔子却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对于孟懿子的回答是“无违”，对孟武伯的回答是“父母唯其疾之忧”，对于子游的回答是“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里仁》篇中，孔子又从多个角度描述了他心目中真“孝”的另几种表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阳货》中，当宰我表示为父母服丧三年的期限太长、会影响日常工作时，孔子非常生气，质问他，父母去世你照样食甘衣锦，于心能安吗？没想到宰我竟然回答说“安”，孔子大骂宰我“不仁”：“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在这些回答和论述中，孔子并没有正面去解释“孝”的真正内涵，而是从“孝”的不同表现，多侧面解析应该如何践行“孝”的行为原则。了解了这些文献，才能明白作者所说的孔子“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最后甚至归结到‘心安’两字”具体指什么，同时也才能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层，去理解作者所描绘的礼治社会的根本特征。

礼治社会的行为原则是要内化于心的，对父母、兄弟、朋友、君长，都要做到心安，社会的秩序正是靠这种对礼仪原则的发自内心的服膺来维系，这种秩序也只有在熟悉社会中才能实现并得以维持，子女尽孝道，也正是“在日常接触中去摸熟父母的性格，然后去承他们的欢，做到自己的心安”。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也是乡土社会稳定的需要。就像作者在《名实的分离》中所说：“儒家所注重的‘孝’道，其实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手段，孝的解释是‘无违’，那就是承认长老权力。长老代表传统，遵守传统也就可以无违于父之教。”同时，联系《差序格局》引用《礼记·大传》中的“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就能更深入地理解儒家思想为何那么强调人伦、教化，才能理解所谓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的深层文化原因。

引用这些经典，说明了作者所描写的那个乡土社会，并不只是属于他所调研的那个时代，而是几千年来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这也正是作者不厌其烦地引用儒家经典文献的深层用意。

总的来说，《乡土中国》各章内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无论是具体事例的组织、对比关系的构建，还是恰得其所的经典引用，都是作者精心设计的，它们或者指向现实的深度，或者指向空间的广度，或者指向历史的厚度，共同铸成了这部篇幅不长但意蕴醇厚的社会学经典著作。因此，在阅读时一定要紧扣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既要抓住各章的中心话题，把握其中的关键概念，又要将各章之间的内容密切关联起来，深刻认识各章之间互证互补的关系，从而在整体上把握全书内容，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乡土中国》的语文学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