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业

苏格拉底曾说过：“神迫使我做接生婆，但又禁止我生育。”他在公共场合中与青年人交谈着智慧，态度谦和。在盘问人的时候，仿佛自己毫无成见，只是一步一步向他请教，结果他的无知便显露出来，而他也不发表他的看法。苏格拉底可谓是当时雅典最为智慧的人，教导他人，却分文不取。

他拥有这样的智慧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一无所知，想要继续探索神秘，而那些以智慧著称的人都凭借自己的专长而自以为是，不知道自己其实很无知。然而在以民主著称的雅典中，总有些庸人看不惯苏格拉底这样的人，于是将苏格拉底告上了法庭，请求判他死罪。明明是充满了善意的教学，是想让雅典的文明更进一步的发展，苏格拉底牺牲了自己的生活，迫使自己变得贫穷，却落得了败坏青年的罪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在只想自己的孩子安分守己，继承父业的雅典市民来说，他们不懂苏格拉底。我想对苏格拉底来说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他可以将自己的想法与别人分享，也是最坏的时代：雅典的大部分民众只想安分守己，不懂苏格拉底。所以他在面对死亡时毫不畏惧，只向着心中的正义与理想低头，绝不会为愚蠢的民众低头。所以他在为自己申辩的结尾说了这样一句无比平静的话：“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谭鹏飞

 司马迁受李陵之祸，在屈辱中得到激励，在逆境中省悟了人生，他从沉痛中奋起，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都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所谓"发愤著书"，就是要宣泄胸中之郁结。他把屈原的《离骚》作为最有力的左证。《屈原列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但，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离骚》从愤怨中出，这已超出了"讽谏"的界限，而是激烈的讥刺和批判。司马迁接着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这一观点却是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美观点的引申，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的情调显然是不协调的。这一字面矛盾，正是司马迁故作"隐约"之思，曲折地表达他的愤和怨。屈原忠而被谤，身遭流放，而始终"睠顾楚国，系心怀王"，《离骚》之怨，"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所以司马迁评论说《离骚》兼有《国风》和《小雅》的中和美，这是符合实际的。屈原"优愁幽思而作《离骚》"也是事实。至于呼天唤地，吐发愤怨，这是司马迁的发挥，表达他"发愤著书"的主张。如果说，受祸前，司马迁是继承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文学观，他受祸后发愤著书，肆于心而为文，义无反顾地冲破了这道界线，而在《史记》中尽情地抒发自己的爱憎，并且十分赞赏行为极端的人物。例如写伍于胥复仇，不仅带敌国之兵灭父母之邦，而且还要掘墓鞭打故君楚王，这仇恨之火把君臣之礼，忠恕之道化做了一道灰烟。李长之对此有十分中肯的评价。

                                  吴奇伟

华盛顿的行动是绝不张扬的，他缓慢地行动，他仿佛感觉肩负未来自由的重负，担心损害它。这位新式英雄承担的并非他自己的命运，而是他的国家的命运骑士。”这是法国著名的浪漫主义夏多布里昂对华盛顿的评价。

  华盛顿没有任何狂妄的野心，他总是那么谦卑，但是这种谦卑之中又释放着耀眼的光芒。华盛顿将这样的理念留给人民一切权利来自上帝和人民，武器的纯洁性在于他只能用来保卫国家和公民幸福，任何人不能凌驾在合众国的法律之上。换句话说，他的思想理念就是顺应民意，从国家层面考虑如何维护共和国，而不考虑私人的物欲 可以说他是一个彻底摆脱权利诱惑的人，他用他凡人的自律达成了圣人的境界。

    华盛顿在美国人乃至世界拥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研究美国早期历史的专家约瑟夫·J·埃利斯：在我看来，与华盛顿相比，本杰明·富兰克林更聪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更有才华；托马斯·杰弗逊的学识更为精深；詹姆斯·麦迪逊在政治上更为精明。但这些杰出人物却一直肯定华盛顿是他们中最为杰出的。确实那是一个群星璀璨，天才辈出的年代，那是无与伦比的辉煌年代。但华盛顿之所以能在这样一群天才中脱颖而出一定有他特殊的原因，我想这是他对革命的雄心，坚定，清白。如果说拿破仑是一代枭雄，那么华盛顿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他的人格魅力不在于他的军事才能，他甚至还在作战过程中多次犯下大错，他的战术既没有开创性也对军事历史毫无影响，他真正的魅力就在于他清白，自律，无私的信念，他一生的轨迹是从平民开始最后又已平民身份结束，他从未呗权利蒙蔽双眼，我想在他连任了两届之后如果他想继续连任人民也一定会同意，但他不会，因为他是华盛顿，他就是他自己，不是任何独裁者与鼠目寸光的政客可以比拟的，他的人格魅力是那么闪耀。

   “”我希望我将具有足够的坚定性和美德，藉以保持所有称号中，我认为最值得羡慕的称号：一个诚实的人。”这是华盛顿本人的一句话，我想这足以概括他传奇的一生

                                董振坤

伟人苏格拉底的一生经历了雅典民主制度由盛到衰的过程。面对处于灾难和衰落的祖国，苏格拉底不仅用自己的身体、更是用自己的头脑——用深刻的哲学思想和教育实践，企图挽回这一切。他没有留下任何的著作，但他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他的慧眼让他看透了雅典所面临的巨大危机的根源：道德和人性的堕落。因此，拯救社会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改善灵魂和人的本性，引导人们追求和认识道德的善。苏格拉底知道这不是一个一蹴即就的过程，必定漫长而艰辛，他将目光投向未来与希望，他将自己的思想传播给广大的年轻人，幻想通过这样去感染他们，让这个社会重新认识人性。

他独自一人，大胆地职业传统的道德、宗教和生活方式，引导人们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无知与缺陷。他要求做到“心灵的转向”，把哲学从研究自然转向研究自我。即后来人们所常说的，将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苏格拉底之所以极力主张以探究人事为主要任务，目的就在于通过这些探讨让人们明白，人生到底应该追求什么以及如何获取真正的幸福。幸福不在于欲望的满足，而在于清心寡欲、一无所求。没有欲望的生活才像神仙一样幸福。

他强调“德即知识” 他认为，人们将如何定义善和恶，如何更好地趋善避恶取决于他是否有有关的知识。懂得审查自身，才能让自己的人生有价值。

也正是因为苏格拉底超前的观点与当时人们的传统理念的矛盾冲突将他推到了死亡的边缘。但他不畏惧死亡，他视死如生，他将赌注全部压在这最后一张筹码，他用他的死告诉人们，法律必须被信仰，即使它不是正义的。

苏格拉底用他的生命捍卫了他的信仰，实现了智慧和人格的完美结合。无愧为人类道德的化身，逍遥人生的鼻祖，西方哲学史上的一座伟岸的丰碑，在他所处的局限的时代，产生如此深刻的哲学，应该受到肯定。

                              王一维

对待魏晋名士，不能单看表象 。   ———— 《阮籍三哭》         

阮籍三哭，哭的是性情高洁的文人身处乱世无路可走的悲哀。作为竹林七贤之一，他没有嵇康洒脱，没有刘伶癫狂。 曾经看《嵇康与阮籍》，为阮籍不如嵇康洒脱而鄙视他，却没有想到嵇康还可以托孤，而他阮籍却只能靠自己。

       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啊！混乱的政权，压迫的名士，畸形的自由，病态的美。我们曾以为这个时代光鲜美好，但剥开这个光鲜的外表，里面却早已溃烂发臭。皇帝没有实权，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士族手里；为了私欲，各种夺权篡位杀兄弑父在这个时代屡见不鲜，偏偏上位者还要在外人面前摆出一副重儒纯孝的虚伪嘴脸。于是名士们纷纷选择逃避这个时代。因此，阮籍想要苟全性命于乱世，必须将自己变得变通圆滑，牺牲表面的清洁，以保全内心的高贵。所以他“求为步兵校尉。”但人格终究是不允许他一直在污浊的海水下深潜，他也需要“透气”，需要大口地呼吸以维持生命的质量，所以他“痛哭流涕”，所以他“能为青白眼”，所以他评价楚汉之争，恐怕也是心底对那个社会、对那个时代悲凉的呐喊。他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生存没有了准则，精神却由此挣脱束缚，所以魏晋的风潮令人匪夷所思，酗酒嗑药美男色，成为风尚还被人追捧，可见魏晋之乱，首先在人心。个人的自由是真实的，同时也是最深的痛苦，好像在说已经这样了，我为何不可如此如此。这是荒谬的时代造成的，性格扭曲、审美扭曲、社会扭曲，上层阶级更由朝堂更迭感受生命无常身不由己，个体无法独立，意志的自由都是表象，核心仍在随波逐流。

在本心与生存之间， 任性率真的嵇康作出了自己的决定，处在苦闷与彷徨中的阮籍没有，两个人心中都有同样的矛盾，或许是因为性格的缘故，或许是因为时事形势的不同，或者是因为阮籍更清楚的认识到反抗的必然失败，阮籍总是处在不断的矛盾、不断的犹豫、不断的怀疑当中不能自拔，直至生命最后仍然受此折磨。嵇康的决绝，断送了性命，留下一段传奇；阮籍的犹豫，留给他自己的是无止尽的折磨，留给后人的则是种种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