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一种对美学的独特定义，这种美学定义在文学、艺术和生活上都有着深刻的表现。如果非要让我把这种美学定义归纳成为一词，我愿意称之为“含蓄”。

王国维也是这样一个含蓄的人，他在世时博学经纶，堪称一代大家；后来自沉于湖，后人对其自杀的动机也莫衷一是。但就是他的含蓄，给人一种迷离和朦胧，给人对他的生命，对他的作品，都感受到一种别样的美。

以我个人看来，观堂先生的这种选择把自己的生命亲手了断的作法，又很符合他的性格。观堂先生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儒，他不可能不知道历史上有那么多“老而昏聩”的故事——汉武帝逼杀戾太子刘据；梁武帝对昭明太子心生嫌隙而致使昭明太子英年早逝；康熙晚年九子夺嫡以至于祸起萧墙……观堂先生是个美学家，他对自己的生命必定也有美的沉思，美的理解，美的要求。他身处于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多少人晚节不保，多少人弃明投暗，是是非非，浑浑噩噩，每个人都是历史洪流里的一叶孤舟，多舛的命运岂由自己说了算？他用这种属于自己的方式，和世界告别，与自己和解。其身虽殒，然英魂永存矣。

以上这些话，并非是我空穴来风。因为我每每读到《人间词话》，总觉得其中的意境高妙，但是偏又横生一抹哀愁。他偏爱的那些人——李后主、苏东坡、辛弃疾，哪个不是生平大起大落过。但是，也是这番人生的坎坷，才能成就他们的诗词盛名。“最是仓皇辞庙日”，背后的代价是一个国家的灭亡；“相逢无言惟有泪千行”，是苏轼孤身一人的游吟；“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辛弃疾再登赏心亭，却早已无心赏景。再到后来的纳兰性德，人人都羡慕他的出身，却又有几人知道他内心的挣扎，不然，又怎会写出那句“事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呢？看吧，中国的美，是含蓄的，任自己一生风雨，没有歇斯底里。一文一句，静静地舔舐伤口，转过头告诉世人自己过得挺好。

杜甫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没错的，庾信当年出入宫掖，结交皇室时，多么风光，那篇《春赋》写出了自己的风度，写出了六朝的浮夸。后来，侯景之乱，金陵梦碎，庾信被扣留在敌国西魏，不得南归。他望着南行的雁阵，怆然泪下，带着国仇家恨，写下了《哀江南赋》，可谓震古烁今。杜甫看了这篇文章，又写下了“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命运常怀不顺。王国维醉心于文史之间，尤其是他对甲骨文的研究以及对历史考据的研究，堪称近代翘楚。但时局动荡，让他不能安心做学问。清朝的覆亡，列强的践踏，国家的积贫积弱，当他内心充满了矛盾，也让他不断地反思民族的文化内涵。这不禁让我想起了钱穆钱宾四先生。他在日寇入侵中国，国土沦丧，军队屡屡败北的情况下，对中国的前途感到悲观。于是写下了《国史大纲》这本书，旨在中国人不忘五千年历史，既是亡国，也能以此书为火种，复兴中华。而观堂先生在晚清时期，也是抱着如此心态，写下了《人间词话》，用文学、美学和哲学多个维度来诠释诗词，也用含蓄的笔法囊括了中国人对文化的态度。

每每提及《人间词话》，那三个境界总是脍炙人口。有“望尽天涯路”的执着，也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孜孜以求，更有那“蓦然回首”的豁达通透。我想凡是人，只要努力，达到第二重境界是没问题的。但要继续向前，逾越世俗的山峰，就需要顽强的意志和超人的勇气。人生毕竟不会事事顺遂，我们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在为功名利禄汲汲醉心。《儒林外史》是说过：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科场。少年不知愁滋味，老来方知行路难。年少时，我们总觉得“我命由我不由天”，时光蹉跎，岁月荏苒，才知道命运的轨迹似乎不曾善待于每个人。“马有千里程，无骑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既然我们做不到改变命运，那我们就和人生和解吧，心怀希望，可能好运明天就会到来。如果读到那些和自己生命遭遇相似的诗词，也不妨会心一笑，原来，并不是只有我，才会这样。